《幽谷钟声——中国画家诗话》一书近日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,该书从幽谷钟声之隐喻出发,立足中国画家诗的整理、发掘、梳理了一条长期存在却又被忽视的文艺源流,涉及由唐宋至近代的王维、苏轼、唐寅、齐白石等诸多诗画大家。从“画家诗”中寻找近代以来中国诗歌与中国画所面临的状态,这是一个重新审视诗歌史与绘画史,重新解读,重新塑造、建构的过程,在这个过程中,重新的整理、融合与表述,意味着对传统美学价值的深化与重构。
地 点:北京刘牧艺术工作室
人 物:
刘 牧 著名山水画家、美术教育家,O画派创始人、国家画院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。
张 宜 山东艺术学院国际艺术交流学院副院长,画家。
张荣东 《幽谷钟声——中国画家诗话》作者,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艺术评论家。
樊 磊 山东新闻书画院策划总监、大众日报《大众书画》专刊责任编辑,画家。
张荣东:这本书的最早缘起,是三年前和张宜一起同一位前辈吃饭,说到题画诗,意识到画家诗这个概念,就有了以画家诗作为研究内容的想法。这本书和在座的人都有关系,幽谷钟声的意象是我和樊磊在六和塔撞钟时形成的,整个写作的过程中,与张宜交流颇多,面对世界的方式与心态都渐有变化。而刘牧先生则极大影响了我对这本书的定位与探索,启发了我的深层思考。这本书虽然出版了,但我还会写下去,它也许是我终生的课题。
刘 牧:我特别赞成荣东对画家诗的研究。诗歌和绘画一样是画家的创作,不是绘画的附属,它是彰显文人精神的创造。齐白石讲自己的诗第一,书第二,印第三,画第四,这个排列不是讲自己的诗是在四类中作得最好,而是强调诗的重要性,把诗看做第一位,把最主业的画放在最后。没有前三者或者最少二者的积淀,画是没法成功的。创造诗作是为彰显人格,修为精神,为画也是如此,探究二者的内在关系,是一件有意味的事。
张荣东:刘先生在我写作的初期就跟我讲,要注重(绘画)笔墨律动与诗歌语言流动的联系,它们都是精神脉搏的律动,是精神轨迹的记录,把握了这条线,就不会流于单纯鉴赏式的写作。我力图挖掘创作主体深层的东西,当然我的发掘也许有限。当我写王维时,我写到了玻璃与镜子的关系,在写作中找到这一点时我很兴奋,我觉得沿着这样的思路走,这本书会很有意思。
刘 牧:对,要捕捉到一个能够解释你的独特视角和发现,看到荣东写出玻璃这个比喻时我称赞这是“绝妙好辞”,中国画家诗话从此有了你的影子,你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。诗人首先是个文人,首先要发现中国文人的精神状态,然后是诗人的精神状态,再就是画家作为诗人的精神状态。
中国的诗境是什么,一个是静,一个是远,绘画也如此。中国绘画也是特别能够充分地表达这两个意思,一个是静,一个是远。静与远体现着山水画的灵魂,静与远体现着诗的灵魂,画家用形象来张扬静和远的时候觉得不够,就用诗来体现,诗体现的不够,就用画来体现。其实荣东在书里,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,希望他能自觉地更深入地彰显这一点。
樊 磊:刚才刘先生所说的“静”和“远”,我觉得是很多画家没有真正理解到的,其实不仅是画家,其他艺术形式也是一样的。首先“静”,才能理解“远”,这个“远”是时空的远。再回到这本书,荣东刚才也讲三年前就有写作的想法,最初的想法是题画诗,到现在的画家诗,这是一个质的变化。包括书名从《幽涧钟声》到《幽谷钟声》,也是质的变化,前者我感觉听到的是水声,后者我感觉听到的是钟声。当时还没有理解到从“静”到“远”,但能感觉到这种差别。
张荣东:《幽谷钟声》的书名还是很有意思的,山谷是钟声的承受者,又极寂静,钟声在此显现又消失,有了,又归于无。你一旦进入了这样的思考,我就感觉有一种力量支撑你的写作,这里面有巨大的内心充实与快乐,写作本身是苦的,但一旦与这样的充实与快乐相比,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
樊 磊:我对诗画这样理解,一个很好的诗人,不一定去画画。但作为一个画家,必须是首先是一个文人。
刘 牧:画画往往不易看出画家的情感,你随意几笔就可以有画面,而一旦诉诸文字,就往往心声显露。
张 宜:古人诗画应该是一体的,一个好的画家应该有诗之底蕴,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“真”。
刘 牧:先是诗,然后才有画,区别是什么呢,从能不能诗可以看出来,文人先诗而画。这是一个画家和画工的区别,文人和工匠的区别。
张荣东:在这本书的过程中,张宜也是重要的实践者。他过去从不写文章、写诗,到他现在写作,偶尔为诗,虽不一定合于格律,却有诗之本真。
张 宜:我在济南和荣东交流是最多的,原来的人与画都有火气,现在都宁静多了。今年我和荣东一起到江南古镇,与温润的山水草木交流,我的画不觉中也有了变化。
在这三四年中,我也尝试着写诗。我的诗没有什么格律,就是说心中想说的话,抒发自己最真切的情感。
张荣东:张宜写得不一定合律,反而对,因为他很真。
刘 牧:作为一个文人,进入一种“游”的状态,一定不是刻意而为,诗是自然而然产生的。黄宾虹老先生写的这么多画论,其中两个字我特别赞同——真画,最怕的是假。你必须把你自己的真精神写出来,一个真正的文人画家,包括做诗。诗和画,可不“为”而不可“伪”。
张荣东:为文也是如此,许多人认为评论附属于画,实则不然,评论亦应有文章自在之美。在这本书后面我附了一个地图,我力图重现一个画家自然地方式,你是如何面对一座山、一颗树、一朵花的,我在行走过程中假如没有对一颗树、一座山的交流,那我的写作也是可疑的,我也是“伪”的。
刘 牧:工匠和文人的不同是什么,真正的文人,能够彰显文人的精神,作品只是彰显精神的记录,我们在欣赏这个记录的时候,是为了追溯他精神产生的过程。工匠生产的工艺品恰恰相反,只是完成这件器皿,只有形,没有形而上。而诗人画家不一样,他的作品,要追溯他整个精神的产生过程,回顾追溯和体味,通过这种追溯,受到感染,甚至可以再产生精神。工艺品不是,工艺品到产品结束,你可以把玩它的精彩,但不会再回溯它的产生过程。比如那个《核舟记》,核舟非常精彩,但是不会产生追溯作者在制作时候的精神和境界。这个作品就是终结,这里凸显的是技,是工艺。
荣东我觉得你在这本书中抓住了过程。画家如果不能亲近自然,就不能领悟世界静与远的本质,不懂天地人的本质,你写书的目的也是为了希望大家不作伪,去悟,去领会彰显文人精神的过程。
张 宜:换言之,一个真正的画家最终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一张画,而是为了人格的完善。大家有时对荣东的认识有偏差,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评论家,其实他比很多画家更敏感,他对一花一草一水的敏感比我强,我觉得他应该是个艺术家。
张荣东: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,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后来到古镇去看油菜花,实际上是《幽谷钟声》写作状态的延续,我开始寻找,发现自然中的诗性意味。
樊 磊:其实什么形式并不重要,写诗,写诗话,写评论,都应有感而发,都是表达文人精神的手段。
刘 牧:当下确实要认认真真地梳理一下自我,认认真真地把整个东西方文化进行梳理,然后你才能具有文化立场。如果你的立场都搞不清楚,你怎么说话?画家也是,如果你立场搞不明白,你怎么画。荣东实际上你也是站在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,再回到我们的诗话,是文人的诗,是文人的画,一但我们自己的立场明确,再去梳理它的时候,才能更深入的更有意义的做一些评论。我希望荣东能做一个东西文化的比较,要有自己的文化立场。
张荣东:关于文化立场,您说得太对了,我时而在东、西之间,现代与传统之间徘徊,一旦这个明确了,我就不会再绝望。这段时间,出了这么一本书,我并不高兴,并没有很大的幸福感,心也时常焦虑、失衡,时而徘徊,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幻影在世间漂浮,这两天我一直在问自己,我为什么要写作,细思之就是文化立场的徘徊,是传统血脉与现代生活所造就的焦虑。
樊 磊:你之所以感到徘徊,是因为你把这本书当做一首“诗”来作,而不是当做一个“核舟”来做的。要是当核舟做,书出版了你会感到很幸福。
张荣东:我觉得刘老师今天的话真的是很重要的,一定要梳理精神,不然以后要面临精神危机,这个精神危机是很可怕的。我常在思考,一本书真的不是很重要,但行走的意志与生命的趣味很重要。我不管走的好不好,姿势也不是走给别人看的,只要走得高兴、充实。
刘 牧:再说一句立场的问题,你的立场就是意义,立场的意义他的体现是什么呢,就是你的精神家园,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你才自在,精神家园不存在,你能自由吗?只有这个家园建立起来,才能有真正的充实与满足。在一个人的文化立场、生命积淀、自然情怀尚未建立时,这个家园也是不复存在的。再引申一步,为什么你在旅途中,有时候感觉舒服,旅途之中是精神在家,身体在途。这其实就是你的书,你在寻找、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张荣东:在我最迷茫的时候,刘先生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持者,这些年我能走得相对坚定,不是偶然的。如果你的精神不是充实,你怎么能走得踏实。我力图在行走的过程中发现自然最神秘的部分,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、印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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